普遍认为自称中国人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如果哪位同学也认为是这样，那么手心肯定要挨板子了。你以为的只是以为，有同学肯定会拿“曼德拉效应”来狡辩，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就像很多人都以为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化为历史的云烟。
依然还健在的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
(资料图)
其实人家在俄罗斯还生活的好好的呢，前几年还出来露了一个面，谈了一下前苏联解体的问题。我举这个例子大家肯定都明白了，自称中国人肯定不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中国”这个词汇在我国算是一个意义深厚的古老词汇了，那么咱们自称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中国”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
中国一词的起源以及意义
上文我谈到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它最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作为组合词出现了。在1963年陕西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就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的描述。
为什么会叫“何尊”呢？
这个“何尊”是西周早期的一个名叫“何”的宗室贵族制作的，而尊（古通樽）则是一种饮酒器，所以就把它叫做“何尊”。
何尊最早记载了中国这一词汇
这是历史可考的最早出现“中国”组合词的记载，而“中国”的含义起初也很简单，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央之城的意思，在最早期关于对“中国”一词的朴素阐释中。
“中国”仅仅只是指君王所在的城池和国家，周朝施行分封制，所以导致封国林立，几百个国家聚集在周天子的王城周围，形成拱卫京师的态势。所以最初中国一词指的是君主所在的城池，不过这是很侠义的解释。
譬如《诗经·大雅·民劳》中有诗句“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作注时说：中国，京师也。
但广义上的“中国”一词则具备着更为广泛的政治、地理和世界观，《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成王即位后，命令周公开始营建洛邑（洛阳），王城建好以后，周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搬到了洛邑，说：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可见从狭义上来说中国一词指的就是君王的都城，但它还有一个更广发的概念是针对天下，也就是说君王所在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宋人石介在其著作《中国论》中进一步阐释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这种观念首先是古人受到局限的地理观导致的结果，但它很快就被赋予了一种政治和国家意义，是一种颇为自傲的民族主义学说。中国一词于是就从最初的特指京师逐渐被诠释为相对于其他国家（四夷）的特定词汇。
河洛地区是中国的发祥地，也是中国起初所指的区域
《礼记·王制》中形容说：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可见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拥有国家意识词汇，它的涵盖意义从京师逐渐扩大为整个中原地区的国家。这是“中国”一词发展的第二阶段，我把“中国”一词的发展一共分为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中国是指京师一带，即所谓“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第二阶段的中国则指的是中原地区的政权，譬如春秋战国时代，这时候国家林立，但彼时的中国指的还是中原地区，像秦国、楚国那时都还没有被纳入中国的范畴。
譬如《左传·成公四年》记载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第三阶段是秦朝大一统后，国家的版图增加了，那么中国一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其后漫长的封建王朝时期，中国所涵盖的地域以及民族也逐渐的扩大。世界观的增长让古人意识到在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国家，而这时候的中国开始针对像日本、朝鲜和西域各国。
实际上，中国一词的变化也是古代民族主义观的一个不断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从其狭隘的地理性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国家意识。
中国一词的变化其实也是民族观念的不断发展过程
那么自称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中国一词起初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符号，不过随着中国一词被频繁的使用，它也逐渐成为一种地域性的指代，以及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名称。
譬如我们可以从刘伯温说的这句话中解释这个逻辑：
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蒙古人建立了元朝，但刘伯温却说“胡主中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区域性的指代称呼，但它的范围扩大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套用这个逻辑说“朱元璋主中国”，也可以说“李世民主中国”。
说明中国一词已经开始向着第四个阶段发展，即衍生为一个国家观念。譬如《元史·外夷列传一》记载忽必烈试图和日本通好时说：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故尝诏卿导达去使，讲信修睦，为其疆吏所梗，竟不获明谕朕心。
但这一观念实际上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诞生，譬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汉武帝听到他绘声绘色描述西域时的情形：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
康熙曾把中国作为国号使用
以至于当时间一晃来到1689年的康熙年间时，在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康熙使用了“中国”一词作为代表大清帝国的代号，而在条约中对他的尊称也变成了“中国大圣皇帝”，这时中国第一次作为国家主权出现在国际条约上。同时也出现了中国民和俄罗斯民的字眼。
而随着晚清的到来，中国一词开始被频繁的使用，特别是清朝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中，开始大量使用中国这一词汇作为指代大清帝国的用语，譬如在《马关条约》中就把中国作为指代清朝政府管辖的广袤区域。
同时随着西方人大量涌入中国，一些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国籍，因此开始使用“中国人”这一称谓以便对应其它国家的国籍。譬如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一部叫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著作。
在文中他写到：
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只有“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可见这时候的中国已经发展为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称谓习惯，那么称呼自己为中国人肯定就不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毕竟1904年还是大清国的天下呢。而“五四爱国运动”也让中国这一词汇发展到了第四阶段。即不论民族、身份，皆为中国之强而斗争。
近代以来，中国一词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它成熟的表现
实际上，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包括中国人这一意识形态就已经同前三个阶段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封建王朝时期“华夷观”的代名词，而是作为一种统一的民族主义观念而诞生，它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基于文化上的蔑视，而是一种民族概念而存在。
而中国人一词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譬如拥有中国国籍也可以自称中国人，应该说这是世界文明发展不断成熟的表现，摆脱了以往狭隘的地域和民族偏见。
参考文献：《史记》、《元史》、《左传》、《徙戎论》、《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