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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三杰”中的陈忠经，就是我的哥哥。（图中左第一人）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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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月19日，陈忠经（中后）陪同毛主席接见希腊文化代表团。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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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陈忠经（左一）在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右一）以及格瓦拉（中）。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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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经晚年照 资料图片 |
在曾经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驻地的河北省西柏坡，有一个我党情报工作的展览馆，其中整整一面墙的第一块展框里悬挂着三个青年才俊的照片，旁边写着这样一段话：
二十五万敌军将闪击延安
抗日战争初期，陈忠经、熊向晖、申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部位，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政战略情报。
1947年，蒋介石撕破“和谈”的假面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熊向晖及时获取了敌人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及配备测向仪等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后三杰”。
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共产党员
不幸的是，哥哥忠经已于2014年7月13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和人民。他的两位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早已在他之前去世。
哥哥忠经长我七岁，191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幼年时即随家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中学就读于北平著名的师大附中，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郑天翔、刘玉柱、乔培新、王光杰(王光美同志之兄)等。因痛恨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国民党又搞“不抵抗主义”，忠经曾在1932年与一个同学一道离家去山海关，找东北军投笔从戎，但被婉拒，愤而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文章，投到天津《大公报》，得到发表。回到学校后，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34年夏，忠经考进北京大学，入经济系读书。
在北大，忠经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其间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当时一起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的有朱穆之(当时名朱仲龙)、袁宝华、刘玉柱等同志。1936年2月，21岁的忠经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忠经“参加革命”从1936年算起)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忠经于8月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又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在这里，忠经进一步靠近了党组织。当时长沙临大有位名叫许焕国的学生，虽比我哥哥低两级，但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两人一起从事进步活动，成为知交。许也成了忠经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改名徐晃，曾先后在公安战线和外交战线工作。因积劳成疾，逝世在驻秘鲁大使任上)
1937年12月，日寇飞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临大当局决定迁往昆明建校(即日后的西南联合大学)。这对包括忠经在内的学生来说，就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这抉择关头，忠经与许焕国二人认为大敌当前，读书已非首要任务。正在此时，国民党胡宗南的第一军刚刚从淞沪会战撤下，损失极为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要招收一批大学生去协助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党组织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中的秘密党员伺机到胡宗南部队去，许焕国便奉命行事。忠经认为许是他与党的联系人，故决定与许同行。这样，二人未与大多数临大学生一道去昆明，而是同几十个人一起，由胡宗南部队的人把他们组织成“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上文提到的被周恩来同志称为我党情报工作“后三杰”的另一位成员熊向晖(当时名熊汇荃)作为清华大学学生当时也在长沙临大，也参加了上述的战地服务团。但那时，他和忠经两人完全不曾预料到以后会同在西安并成为我党地下工作中生死与共的战友。
胡宗南在武汉会见了这个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之后服务团随胡的部队到了陕西。在武汉时(1938年初)，忠经、许焕国和服务团部分成员还到武汉大学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时事报告。(当时是抗战中的国共合作时期)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一名干将，非常注重延揽人才，以便培养出一个由干练的、有才能的青年人组成的亲信班底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正是这样的计划，为党的地下力量打入其阵营开了方便之门。“后三杰”的另一名成员申健(当时名申振民)是西安临时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参加到了服务团中来。
从1938年到1940年，可以说是“后三杰”在党组织的安排指引下，逐渐一步步深入胡宗南周围开展地下秘密工作的关键时期。为了能够更直接地获得党中央领导的指示，忠经于1939年秋借赴重庆探亲之名(当时我们父母住在重庆)，秘密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他向董老谈了自己在西安工作的情况，并向党请示。董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指明了忠经和他的战友日后工作的方向——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忠经回到西安后，于1940年春由当时领导西安地区我党地下工作的曾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主持秘密完成入党手续。
这样，“后三杰”深深打入了胡宗南势力内部：忠经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胡宗南又委任他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申健成了“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胡委派申以此身份参加“特联组”(陕西省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联合机构)的工作，因而他得以获得胡宗南大量反共特务活动的情报;熊向晖则当上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侍从副官，成了胡宗南的“身边人”。从1938年到1947年的9年当中，陈、熊、申三人各自在不同位置上获得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反共部署以及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内政各方面的重要情报，及时以秘密方式报送给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为以后做蒋介石的接班人建立班子，派陈、熊、申三人先后赴美国学习深造。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志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三人在美留学期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但意想不到的是，1947年9月，我党情报机构在北平的地下电台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并涉及在西安的我党秘密机构，忠经等三人的联系人也被捕。党中央担心忠经等人的安全，联系莫斯科通过苏联驻美大使馆秘密给予帮助。经过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忠经终于在1949年6月乘船离美到香港，经党组织安排于党的28岁生日(1949年7月1日)安全到达北京，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熊、申二位同志也先后回到祖国。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赋予陈忠经、熊向晖、申健我党情报保卫战线“后三杰”的美名(注：“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同志)。
把秘密文件饱览了一番
1949年之前，关于自己的秘密身份，哥哥忠经对父母及我们兄弟姊妹守口如瓶。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北京重聚，直到晚年，他也一直是讳莫如深，很少谈及。这一方面可能是长期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工作所养成的谨慎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有必要保密吧。因此，在对忠经的怀念中，我只能将我作为一个弟弟的片段回忆以及后来了解到的不多的情况点滴记述。
作为兄弟，我很自然地从小就受到忠经的进步思想影响。忠经在北大担任学生会主席时，常在我们家里秘密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我曾替他们“把风”。1940年，忠经介绍我认识了时任我党组建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郑代巩同志，由郑与我直接单线联系，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除此之外，关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亲兄弟之间，忠经也不曾吐露一字，哪怕是一点点暗示。在被送往美国学习前，他到南京探亲，很郑重地和我谈话，要我在他不在国内期间，“多关心照顾”我的嫂子和两个孩子，并说，“要是他们觉得孤零零住在西安不踏实，就把他们接到南京来。”我当时也未多想，几年后方明白了当时哥哥对弟弟的托付含意深长：做地下工作，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出事”。事先就要有些考虑安排。后来，在他们三人真的“出事”之后，家人将我的嫂嫂和一儿一女接到南京，避开了胡宗南手下人可能的加害。
这里也不妨说说哥哥是如何利用我们父亲的地位来开展情报工作的。我们的父亲陈延晖，字养空，1949年前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上将的幕僚。徐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期间，父亲任军令部少将衔主任秘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徐永昌上将，父亲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得以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父亲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供职，但一向深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心仪共产党。后于1949年2月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到北京，回到人民怀抱。在此之前的许多年中，父亲多次陪同徐永昌从南京到西安与胡宗南会面。每逢此时，哥哥忠经必然以看望父亲和“徐伯伯”为名，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与父亲同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身价以巩固自己在胡系统中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探听到一些蒋胡之间要商讨的事情。这是他可以刺探到高级机密情报的大好时机。我记得，1949年家人都到北京后，当时一切已“真相大白”，父子之间回忆往事，还曾开怀地谈道：有一次徐永昌到西安与胡宗南开会，父亲同往。哥哥借此机会把自己反锁在父亲的宾馆房间里，将桌上和抽屉里的一些机密文件痛痛快快饱览一番。不料徐与父亲回来得比预计稍早，父亲从外面推门不开。哥哥听到，赶快把文件放回原处，并且把父亲床上的被褥打散，假装自己刚刚小睡了片刻。
我们家先后住在重庆和南京期间，哥哥也不时回家“探亲”。每次都借父亲和他的上司徐永昌的关系并以胡宗南亲信的身份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上层人物交往，借以刺探情报。记得有一次(约是1947年初)他在胡宗南那里又升了什么官，回南京以我父亲的名义大大地请了一次客，拉拢了一批人。这些都是他情报工作的重要活动。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提一下：1947年春，熊向晖同志在南京结婚。为了更便于今后的情报工作，他邀请蒋经国作证婚人。同时，请了我做男傧相。(当时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这件事在熊向晖所著《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中有所记载。由于蒋经国是证婚人，自然有不少政府要员来捧场。胡宗南也发来贺信，请他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当场宣读。
从这些事例中，也可以看出要打入敌人心脏，从内部来捣毁它，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事情。要从各个方面来做出铺垫，从不同角度相互呼应，以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
强醒三日守机密独闯八办显忠诚
在敌人阵营中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忠于信仰、忠于使命，而在战术上，也必须能做到临危不惧、当机立断。记得是1955年忠经40岁生日，举行家宴时，哥哥喝了点酒，一时乘着酒兴，给家人讲了一件十分惊险但又非常戏剧性的事。
在陈、熊、申三人于胡宗南阵营中“步步高升”、日益得到胡的赏识和重用之际，总有一些心怀嫉妒的国民党人员想方设法要抓这三个人的把柄。尤其是忠经，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并组织进步学运的往事广为人知，更为一些人怀疑，总想抓住机会把他除掉。有一次，忠经离开西安到外县视察，在一个车站停车时，下车走动一下，只见站台上两个校级军官带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字排开，一个军官说奉他们驻军团长之命，请忠经到团部有事相商。忠经早就听说过某位军人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人，一直在传播他和熊、申两人的坏话，“混进来的奸匪”云云。但迫于胡宗南对此三人的重用，不敢有什么动作。这次很可能想乘忠经单独外出之机，把他抓起来，甚至可能来个“先斩后奏”，然后假造出陈忠经到外县搞策反等等的莫须有“证据”报给胡宗南——若人已死，胡也将无可奈何。
紧急关头，忠经当机立断，向前迈了两步，抬手重重地扇了那个军官两个耳光，骂道：“你想造反吗?”顺手从随行副官手里拿过皮包，掏出一张公文说：“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视察党务。要肃清共产党在我们部队里的影响。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想阻碍我执行公务吗?你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副官也已经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这时，原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另一个军官给忠经敬了一个礼，把那军官推到后面说：“长官别误会，我们也是奉团长之命来请陈委员到团部里休息一下。要是您忙着公事，我们不敢多耽误您的时间，请上车，请上车。”忠经向那第一个军官骂道：“混蛋，混蛋!”转头向他的副官说，“我们走!回去向胡长官报告，要他们团长的好看!”上了火车，火车随即开行，这才长吁一口气。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在敌后情报工作中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往往关乎大局。忠经自小有一个对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险的毛病：爱说梦话!
有一次，他奉命出差，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同行。当时条件不好，两个人出差常常同住一间旅馆房间。忠经知道他的这个毛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会有暴露的危险。因此，出差的那几天中，第一夜他以要赶写一篇报告为名，一夜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不能还是以写报告为托词再不睡了，他只好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不能真的入睡，时不时还要装出一点鼾声。可以想象，几天未眠，身体上、精神上是极度疲惫的。就这样，他三夜未合眼，白天还要如常工作，甚至还在宴席上喝些酒，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当然，这些痛苦，比起在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的随时可能暴露、牺牲的危险，只是小事一桩。
关于这种险境，忠经还提到过一件事：1941年某日，要给“八办”(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传递一个十分紧急的情报，但一时没有其他能够及时送达的途径，忠经和申健商定，只能冒险(而且有违他们不得与“八办”直接联系的规定)亲身“闯八办”。那天，西安大雨倾盆，忠经用一件斗篷式的黑厚雨衣将全身从头到脚遮蔽起来，在夜深人静之际，骑上一辆自行车，先在“八办”附近的街道绕了几圈，看清楚平时摆在附近的小食品摊(其实是监视“八办”的特务)都已因瓢泼大雨“撤岗”，遂骑到门口，看准前后无人，一个急拐弯进了“八办”的门。找到负责人后，几句话传达了信息，立刻出门，上车骑到大街上转了几圈，确定没有任何跟踪尾随，方才回家。像这样的事，就是在事关重大而别无他途的情况下不得不临机决断，冒险一搏。
说到“临机决断、冒险一搏”，申健同志的一项事迹也很典型。曾有一次，陈、熊、申三人在西安的联络人受到特务组织的怀疑，军警包围其住宅准备进行搜查。一旦与延安进行联系的秘密电台被搜出，联络人必然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忠经、申健得悉这一紧急情况，决定必须有人亲身前往处理，而此行的危险性可想而知。申健同志挺身而出，说：“你们都有妻小，我是独身一人，无牵无挂。我牺牲了只是我一个人。我去。”赶赴现场后，申健凭借自己胡宗南亲信的身份稳住了局面，化险为夷。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申健同志机智果敢、无畏精神和对革命战友的深情。
20世纪40年代初，胡宗南指派申健去四川大学修满他的大学学历。我当时也在成都上学，曾有一段时间相处。他虽不可能向我透露其真实身份，但常常为我分析国内外形势。我当时参加学生运动，一次游行中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门前站在一张大桌子上发表演说，并作为学生代表与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谈判。事后他对我说：“也不要太突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谈起此事，他还记得，并说：“我当时要你不要太突出，是担心影响你哥哥的工作。你是忠经的弟弟，若是你太‘革命’了，会进一步增强特务组织原本就有的对忠经的怀疑。”
那几年，我眼里的申健是位识见不凡、待人热诚的老大哥。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也是位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哥哥忠经提起申健同志时，总是流露出由衷的赞叹和尊敬。申健同志一向为人低调，又去世较早，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但他的名字和他当年的工作不太为人所知。我很怀念老大哥申健，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以上这些零零散散的记事，只是我所了解到的“后三杰”当时艰险工作和传奇经历的一些侧面。
新中国建立之后，哥哥陈忠经先后在外交、对外文化联络领域担任领导职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信任，多次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1950年，我国组成由伍修权同志任团长的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忠经被委任为代表团法律顾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央指示他暂名“陈翘”。但就在代表团离京赴纽约的第二天，台湾当局的“中央日报”就在头版登出“大新闻”：“陈翘者，即陈忠经也”。1960年4月至11月，忠经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身份，率领101人组成的艺术团出访欧洲、南美、加拿大等地，前后共七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不但宣扬了中国文化艺术，而且展现了新中国的魅力，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在古巴时还会见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领导人。回国后，做了一次汇报演出，毛主席亲临观看，并要忠经坐在他身边，边看边询问有关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黑白颠倒的岁月，忠经的遭遇是可以想象的。他受到残酷迫害，被“造反派”诬为“敌特”，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若无此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和保护，忠经很可能早就以“潜伏胡特”之名被“镇压”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忠经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曾先后担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离开一线领导岗位后，忠经继续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出版《国际战略问题》(有英译本)一书。1998年以83岁高龄撰写以毛主席诗句为书名的《冷眼向洋看世界》。
此外，忠经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客座教授。每年都给学生做报告，直到他2009年起因病长期住院。但即使如此，他仍心系国家大事，特别关心青年人的成长。
我的哥哥陈忠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哥哥走完了他99年的人生，我党情报保卫战线“后三杰”的传奇也在他这里画下了句点。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中共中央对“后三杰”的评价。
他们的经历写入了历史，他们的功绩将被长久铭记。
愿熊向晖(原名熊汇荃)、申健(原名申振民)、陈忠经三位同志，永远活在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人民心中!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哥哥陈忠经及熊向晖、申健两位同志的深切怀念。
(作者为陈忠经的弟弟，北京外国语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