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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个轿夫扛抬,还有有厨房厕所 张居正坐轿堪称世界之最

北方新报 | 2020-10-23 11:21:57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屁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中国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朱元璋还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察民情,有车也不用的。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据《明史》,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吏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雍正和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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